2019年11月1到18日，我回国走访了北京、上海、广州、海口和山西大同，和众多国内有关省市领导，一流智库朋友，高科技企业CEO以及基金投资合作伙伴等，进行了广泛深入探讨交流。这次回国，除了落实几个全球独特和领先的德国创新产品和服务，与中国合作伙伴的对接外，还分享了自己关于全球最主要宏观经济趋势的思考和判断。
2015年欧洲央行启动了第一轮债券购买计划，到2018年被暂停时已购买欧洲各国国债2.6万亿欧元，换言之，这一举措总共扩表向市场释放了2.6万亿欧元流动性。欧洲央行在将利率保持为零的同时，在2019年9月12日宣布重启政府债券的回购。
10月10日，德国10年期债券利率，降为负0.53%；该日截止，欧洲央行已扩表至4.65万亿欧元。同时欧洲央行宣布，鉴于计划每月200亿欧元债券回购，将很快面临购买每国债券不允许超出33%的上限，所以提议将有关上限最晚在2021年提高至40%。根据德国经济周刊报道，欧洲央行每扩表1万亿欧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欧元区各国经济实现0.2%-0.8%的增长。
在德国企业存款被银行普遍收取负利率之际，美联储11月数据也显示了连续3次降息，也开始重启5400亿美元的印钞扩表计划。或许是担心其它国家会对美国印钞转移危机不满，美联储迄今仍然否认这是新一轮的量化宽松。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4日，德国黑森州法兰克福，欧洲央行( ECB )新任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进入欧洲央行办公区，这是她就任来第一个工作日。（@东方IC）
众所周知，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曾3次启动QE（量化宽松），总扩表约2万亿美金，帮助美国度过危机，但是同时却向全世界输出了通胀，透支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增长。美国和西方所有发达国家，在财政严重透支和选民税负已无法提升的前提下，只剩下对储蓄直接收负利率和间接贬值这一手段，这一点大部分选民都没办法理解。美国向自己的实体经济尽最大可能输入流动性，以降低融资成本。
2015年迄今，欧洲央行如此增加流动性，理论上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但真实的情况如何呢？以德国为例，如果2015年消费价格指数是100的线%。考虑到德国和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的互补性，我们接下来就以德国经济两德合并后的各类价格指数变化，说明其零负利率和流动性的增加，及其高端出口导向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和对消费的人价格指数的影响。
1991年到2018年，能源价格的增长是德国经济能被有效化解的最大的负面因素之一，电力价格增加了117%，各类（进口）油气价格持续上涨为119%，其它上涨价格品类，药品116%，住房租金87%，装饰品/手表71%，面包/谷物56%，牛奶/蛋制品47%，旅游出行48%，啤酒47%，电线%。
消费价格指数下跌的有两类，它们是电视机/收音机-75%，家电-12%。考虑到德国这段时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近翻番，即增加了约100%，所以赚到收入超量增长的是被美英法主要掌控的能源、电力以及医药供应；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得以依赖的市场领域，其价格指数上涨皆远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长。
换言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以出口发达国家为导向，在买单超额收入增长的能源电力和医药行业暴利的同时，直接承接了其它所有制造业通货膨胀压力的转移，已经并将继续为西方国家流动性的泛滥买单。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西方国家硬通货储备的拥有者和依赖出口增长最快的实体经济体，如何能止损西方硬通货长期贬值输入通胀，同时得益西方国家流动性的泛滥？
作为一个德国国民经济博士学位获得者，我曾经的研究领域是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依照；我的博士论文，是依据新古典主义的瓦尔拉商品劳工和长期资金市场的理论模型，对本质短期的凯恩斯主义非均衡理论扩充引入长期资金市场投资活动，开展动态长期化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当时所在大学国民经济理论的教学过程中，我充分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研究，但对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并没有完成理论层面的完整模型分析研究，对开放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劳工和资本的互动，及其相关金融及宏观经济政策博弈应用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并未能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的宏观经济发展模式，是每出口1美元产品就减少国内1美元的供给；如果这1美元用于进口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服务），中国经济就有了质的进步；如果这1美元被央行发行8-10人民币收做外汇存底，那么1美元出口就会带来2美元的通货膨胀。所以中国出口导向的宏观经济发展，在把海外相关工作岗位和收入赚到国内来的同时，必然带来通货膨胀的输入，这也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普通员工工资收入从每月36人民币，上升至当下4-5千人民币的成因之一。
当然另外一个收入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劳动生产率达大幅度的提高，和向制造业价值链高端的拓展延伸。
